蜜同学的花蜜工厂

1、见面先打一架

2、喝红酒，谁先喝倒谁买那桌酒菜的单

以上，一年后我会来的，伙计！还有女仆装！

我又开始看少女向的动画了，，，不过捏，蜂蜜与四叶草很很好看哒~不过鄙人对这种温情杀伤防御力超强……据说有很多人都哭了呢~恩~我没有哦~

哈哈，喜欢那五个人，不怎么喜欢阿修老师，谁叫我不素大叔控捏？愕呵呵。。。

要是有森田忍和竹本这样的家伙存在就好了，忍真的是。。。有趣的家伙，很可爱啊。

竹本，好好先生最后真正的长大了~还有铁人山田和眼镜恋姐男真山，唉~感情纠葛忒复杂了~~阿育素LOLI，大概30岁了还是那个样子吧~

 

这篇文章首先是刘老大给我看的，我笑的好厉害~~哈哈~~预言有时候真的很恶搞~恩，开始吧，作者是陶东风先生。

五、大话文学与后全权社会

    这种犬儒式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试图引入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后全权主义范式做一个尝试性的解释。

    后全权主义是流行于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政治理论界的理论范式，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捷克小说家、思想家哈维尔，而对此作出最系统理论阐释的则是以研究现代政权类型著称的政治学家林兹（Juan J·Linz）。在与斯坦潘（Alfred Stepan）合作的《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问题》（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一书中，他通过四个指标来比较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与后全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的异同：

    1、从多元化（Pluralism）的指标看，全权主义的特点是：基本上不存在经济、社会或政治领域的多元主义。执政党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全部垄断了公共权力。这个党消灭了极权主义统治之前所存在的几乎所有多元主义。不存在可供极权控制之外的第二经济和平行社会生存的空间；而后全权主义的特点则是：在经济、社会和机构方面存在有限的、不稳定的多元主义。但由于一党专政依旧，政治多元化几无可能。

    2、从意识形态（ideology）的指标看，在全权主义统治中存在一种“严密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宣扬可以实现的乌托邦。领袖、个人和社群从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整体观念中得到大部分的使命感、合法性和特定的政策依据。”而在后全权主义统治中，“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官方意义上存在，而且仍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对乌托邦的信念已经减弱。对意识形态的执着为实用主义的共识所代替。这种共识大体上是经过理性的考虑和不太参照意识形态的有限争论来形成的。”

    后全权主义表面上维持其意识形态的承诺，但是，虽然官方的教条依然存在，对于它的实际信仰却衰落了。在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存在的断裂无论在当权者还是大众之中都导致了越来越强烈的犬儒主义。但是虽然社会上普遍存在意识形态信仰破灭的事实，但是意识形态依然起重要的作用。

    3、从社会动员（mobilization）的指标看，在全权主义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由国家建立和控制的各种社会团体进行广泛的动员，高度重视干部和狂热分子的积极性。努力煽动集体狂热，私人生活被贬得一文不值。”而在后全权主义的社会中，“领袖和群众对运动或社会动员日益失去兴趣。由国家建立和控制的机构依然从事例行公事性质的动员，以期继续获取国民低限度的顺从和配合。很多‘干部’和‘狂热分子’都只不过是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者和利禄之徒。厌倦、逃遁和价值观念私人化逐渐成为可以接受的事实存在。”[18]也就是说，后全权时代的动员已经仪式化，真正的热情已经消退与衰竭。群众集会走过场，没有发自内心的承诺感。乌托邦的目标虽然有时还在重复，但是早已没有人相信。同时，政府已经放弃了把个体彻底政治化、彻底消灭私人领域的做法，用匈牙利共产党领袖kadar的话说：“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支持我们的人。”官方接受甚至鼓励群众的政治消极性。

    3、从政党领袖（leadership）的类型看，全权统治者往往是克里斯玛型领袖，他们行使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使全权政权的成员和民众都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后全权政治精英则日益强调自身的人身安全，通过党的结构、程序和“党内民主”来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最高领袖极少是克里斯玛型的。党票仍然是成为最高层领导成员的必要条件，但长期的党务工作经历已不再那么重要。部分国家机关的技术官僚可以进入最高领导层。[19]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装饰化和表演化是后极权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哈维尔在他的著名论文《无权者的权力》中通过一个案例对之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蔬菜水果店经理在他的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放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问道：他为什么这样所做？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和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水果店生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哈维尔的回答是：“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水果店经理从来没有思考过他贴在窗户上的标语，它们也不是用来表示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仍然还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单位领导”的要求，是大家都遵守的规则，是虽然滑稽但是却不能不例行的公事，“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麻烦。”他就会因此而被指控不忠诚，更重要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就会因此而受到牵连。这样，已经不被人们忠诚信奉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装饰化，但是却依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生存存在密切关联。水果店老板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就必须这样做。” 从中可见：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效忠是实用主义的，它是一个“挡箭牌”，“保护水果店的经理免遭潜在的告密者”。[20]意识形态不再通过它的逻辑力量或道德感召力赢得人们的信奉，而是通过它与现实利益的牵连而迫使人们服从。

    在此，表示效忠（贴标语）已经成为纯粹的表演，但又是不能不反复重复的表演。标语的真实含义（“我是一个听话的顺民因而我应该不会有麻烦”）与它表面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间的联系只有生活在后全权社会中的人才能心知肚明。这解释了后全权时代意识形态控制的另一个基本特点：人们只是出于利益的计算而服从意识形态。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犬儒态度。如果说全权主义时代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效忠是发自内心的（虽然从根本上说是被欺骗的或被实施了催眠术），意识形态通过征服人们的心灵信仰而发挥控制作用；那么，后全权时代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效忠”就是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而迫使人们接受（至少不公开对抗）。

    因此，生活在后全权的时代也就是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后全权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谎言和虚伪的社会：“个人不需要相信所有这些玄妙的东西，但是他们必须表现得好像他们相信，或者他们至少得沉默地忍受它们，……然而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中。他们不需要接受这个谎言，对于他们来说，接受具有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便以及足够，由于这个突出的事实，个人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21]

    总而言之，后全权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表征就是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实质性的社会整合功能，不再能够提供社会大众的精神价值指导，但是却依然在各种官方的报纸上不断地重复。官方明白它不可能在实质上整合人心，却依然借助各种非意识形态的奖励和惩罚措施来维护它的威慑力，因为除此之外它没有别的更好的合法化手段。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之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言论空间。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消费主义的流行、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了一种大话式的生活态度和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装疯卖傻、热潮冷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当然是与当今中国的特殊舆论环境分不开的。有人已经意识到了大话主义者选择大话方式具有“无可奈何”的性质，但是却把这种无可奈何性质简单地理解为“大话主义者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与传统的道德权威管制体系已经完全无法对话，唯有王顾左右而言他才能够摆脱无休无止毫无意义的争辩。”[22]其实，“无可奈何”也体现在另一方面：传统的权威话语仍然占据课堂和社论等重要的机构与舆论阵地，大话主义仍然不能在那样的场合与之对抗。因此我们切不可把大话主义的这种无奈简单地理解为不屑。

    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23] 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打“擦边球”的艺术（用王蒙评价王朔的话说是“乱砍乱抡，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大众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实际上得到了权力的一定程度的默许乃至“配合”。首先，由于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在犬儒主义、实用主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在上者实际上并不真正相信、甚至也并不指望在下者发自内心地相信那套意识形态话语，只要不公开反对就行，因此对于那些于自己的权力不直接冒犯的大话文艺显示了一定的容忍度；其次，在上者还特别鼓励发展大众娱乐工业，以便塑造一个物质昌盛、文化繁荣的“盛世”景观。出于这种实用主义原则，对那些并不直接挑战和冒犯自己的那种调侃和戏说（比如大话文学选择文学经典进行的调侃、戏说）采取了一种睁只眼闭只眼的默许态度。对于大话文化、大话精神态度的流行于统治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参见前文），他们或者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者无可奈何，更可能觉得这种威胁反正目前尚非心腹大患，不必太在意。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禁区，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理性批评,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24]

    但是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再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界乎禁区和非禁区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25] 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语体的隐晦和曲折，不与统治性的公开文本与语体正面冲突。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偶觉得自己变了好多……看偶以前的照片……传说中的女大十八变呐！~

塔奇克马被送回实验室唱的歌曲~~~可爱的孩子们~~

这个版本素台湾爱乐儿童合唱团唱滴~

Donna Donna
Joan Baez
on a wagon bound for market
there"s a calf with a mournful eye
high above him there"s a swallow
winging swiftly through the sk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一辆颠簸赶集的马车上
一只小牛目露哀伤
在他头顶上方
一只燕子振翅高飞，穿越蓝天
风儿正自笑开怀
笑啊笑，笑得真起劲
一天到晚笑不停
笑到夏日夜半冥。
多娜，多娜|
stop complaining ,said the farmer
who told you a calf to be
why don"t you have wings to fly with
like the swallow so proud and free?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别再抱怨了，”农夫说
“谁叫你是一头牛？
你为何没有能飞的翅膀
像燕子那般骄傲而自由？”
风儿正自笑开怀
笑啊笑，笑得真起劲
一天到晚笑不停
笑到夏日夜半冥
多娜，多娜|
calves are easily bound and slaughtered
never knowing the reason why
but whoever treasures *******
like the swallow has learned to fl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牛儿任人捆缚宰割
从来不知原因为何
谁要珍惜自由之躯
就要象燕子学会飞翔
风儿正自笑开怀
笑啊笑，笑得真起劲
一天到晚笑不停
笑到夏日夜半冥
多娜，多娜|